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

    “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它无踪影得太快了，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作为世界冲突的一个主角，它的突然消失不仅留下了一个力量的空白，而且留下了一个预言的空白，一个人类计划自己的未来行动的空白。对手突然没有了，但历史远未终结，世界上的冲突还会发生，这一点确定无疑，有疑问的只是谁与谁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认为，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文明之间的差异界限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的冲突将主导着全球政治。这是关于人类未来极其重要的预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hqdoor虹桥书吧

    第45节章节标题45

    一、冲突的原因

    人类划分成集团进行冲突。然而，冲突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划分集团的因素，冲突的产生也并不总是因为划分了集团有可能是反过来，冲突已不可避免，划分集团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冲突。让我们打个抽象的比方来更清晰地说明上述思想。假设有100个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而孤岛只能60个人的食物。这时，为了生存，就会产生冲突，在冲突中会划分出集团。划分集团的界限是什么血缘关系、语言、肤色、感情如果这100个人在上述方面都无明显差异界限，则集团也可沿着左撇子、右撇子的界限划分。在这里，划分集团的界限是一个近乎荒谬的因素当然可能会发明出种种理由来说明左右手的界限即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界限，以证明这一划分的正当性，而冲突的根本原因却在于食物不够，人们要为自己谋生存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

    让我们回到关于未来世界的冲突这个问题上去。我的看法是，未来世界的冲突很可能确实沿着文明的差异界限展开，但冲突的根本原因仍旧是经济因素。

    冲突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仅就人类的历史来看，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多数是赤裸裸地以争夺土地、资源、财富、妇女、奴隶等为目的。即使是宣称有着崇高目的的宗教战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上述争夺。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类不会因为价值观、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人们会的。有时人们就是仅仅为着一些与经济因素完全无关的事情争吵，甚至流血。但这类冲突始终不是主流，只是个别现象。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将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列为对于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这里的儒教指中国。如果仅仅是文明的差异起作用，那么，这种划分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儒教这一划分而言，中国是否仍旧是一个儒教国家都是非常成问题的。要知道，中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的上层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包括在1949年以后握有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几乎是毫不疲倦地不断谴责儒教的一切方面。这种对于儒教的全面否定早已渗透进了大众的观念“孔老二”的那一套是坏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全盘采用了西方文化，但儒教作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体系早已被打翻在地了，当代中国的一切方面与儒教都已有了相当的距离。如果一个国家在如此地谴责了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后还被称为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国家，将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目前丝毫看不出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所说的非西方国家中社会精英非西方化的趋势，恰恰相反，中国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一般大众目前正在兴致勃勃地西方化。西方国家将其文化传播到中国只会受到欢迎而不会引起冲突，而中国人决不可能试图以儒教文明去塑造世界有作这种鼓吹的新儒家，但他们的声音是很弱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当西方人以文化传播为幌子而攫取实际利益时，中国人也不会反击，也不是说中国人在为实际利益进行反击时不会重新举起中国文明这面旗帜。实际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恐怕也是因为在与西方国家分享实际利益时遭受不断的挫折，才转向非西方化的对于“人权帝国主义”的声讨多半也不出自对于西方传播其价值观的抵制，而是出自对于这种传播背后的利己动机的反感。这一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也说得很清楚中国之所以没有选择西方的道路是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对于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将得出不同的推论。从经济因素仍然是第一位冲突原因的假设，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1未来的冲突的强度将取决于未来经济环境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分享财富的机制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的大小。如果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那么看不出会有其他理由导致重大冲突。

    2未来的冲突并不会单纯因为冲突的非西方一方的西方化而消弥。在未来的世纪中，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一样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

    欢迎访问hqdoor

    第46节章节标题46

    3文明的差异可能是未来划分冲突集团的重要因素，但其他因素，如与经济直接有关的因素可能同样重要。

    二、谁与谁冲突

    文明的差异比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更为基本，比民族国家的划分更为久远，这无疑是正确的。譬如中国人，无论怎样谴责儒教，怎样崇尚西方，其语言、历史、习惯都决定了这一群体可以与西方人轻而易举地划分开来。因此，当为了实际利益而需要把某一群人划分出去时，依照文明的差异界限划分是方便的。同样，为了实际利益而利用共同文明造成的语言、习惯、感情上的亲近感凝聚一群人也是可行的。但既然冲突的根本原因离不开经济因素，那么，直接根据经济因素划分集团的可能性就不应被忽视。

    从经济因素考虑划分集团的一个前提条件仍旧是全球经济环境的宽紧。如果在未来的世纪中，全球经济环境宽松，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诸方面都能很好地解决问题，那么人类之间更多的将是协作而不是冲突。国际贸易将使人类在总体上得到好处，虽然它也会带来一些冲突，但在经济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冲突不会激化，特别是不会激化到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现代军事技术确实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用战争手段夺取经济利益远不如用贸易手段换取经济利益划算前提当然仍旧是经济环境宽松，容许无限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从经济因素看，划分集团并无必要，结合进越多的国家，人类就越是共同富裕当然还会有一些分享财富的政治问题。遗憾的是，无人能够确保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即使仍有不少人对无限的增长抱有信心，人们却都在为增长达到极限而作准备。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判断。

    增长是有限的，财富是有限的，至少人们会以此假设为前提行事。这就产生了把一部分人排除出财富分享行列或者至少限制他们分享财富的必要性人类的道德水平，尚达不到以绿色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程度。于是就有必要划分集团了。那么，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哪些国家和民族应当被排斥，哪些不应当呢有三条十分理性的选择标准

    1已经发达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这种军事超强不应当被排斥。首先，排斥已经发达的国家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很高的代价；其次，已经发达的国家虽然分享财富、占用资源较多，但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不易产生突增的额外压力。因此，保持现状是较容易的，也是可取的。

    2发展潜力不大的国家不用被排斥。不排斥它们，它们也不会有多少能力通过经济竞争来分享财富。

    3现在尚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庞大的国家将是首要排斥的对象这一条实际上是前两条的推论。恰恰是这些国家有可能出现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无限增长的前提下将是带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在有限增长的前提下却会带来陡增的经济环境压力。

    有趣的是，根据这三条标准划分出来的界线在一定程度上与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所划定的文明的差异界线重合。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恰恰是两种差异界线重合之处。正因为此，亨廷顿教授才会感到这种联系对于西方的挑战是突出的。中国显然是一个目前贫穷、但发展潜力与发展欲求都极大的一个国家；伊斯兰教国家贫富不一，从总体上说，它们是拥有大量资源却无力主宰自己命运，不能真正有把握地控制自己资源的国家。它们和中国都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是通过经济发展，伊斯兰教国家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力量，使之达到能够真正掌握其土地上的资源。只有从这些角度考虑，亨廷顿教授的划分才是对的。如果单纯从文明的差异界线出发，亨廷顿教授将无法说明为什么他认为阻碍日本加入西方的障碍比阻碍穆斯林、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加入西方的障碍小。亨廷顿教授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实体比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是因为它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的限制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欧洲国家之间，美、加、墨之间的差异更大。实际上，日本比今天的中国更称得上是一个儒教国家。东亚国家结成经济实体的主要障碍不在文明的差异，而在于历史原因和经济互补性不足所有的东亚国家都人口密度高而缺乏资源。前一个原因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

    虫工木桥hqdoor欢迎访问

    第47节章节标题47

    我在前面提出的第一条选择标准是重要的。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喜欢谈论美日、美欧、日欧矛盾，并把中国的战略建立在这些假定的矛盾之上。这大概是来自两次世界大战的推论。然而，今日的世界与那时很不相同。

    第一，在那个时代世界已被欧美及日本列强瓜分完毕，因此，对于土地、资源的争夺只能发生在列强之间，只能是“西方内战”。今天的地球上则有相当一部分领土不在西方控制之下。

    第二，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尚生活在物质匮乏之中，“争取生存空间”如果真能争取到的话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实际的。今天，发达的科学技术已足以保障几乎所有的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不再有物质匮乏之虞。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是否能够发达到仅凭现有的地球资源即可保障全人类无物质匮乏之虞。所以，主要问题在于防止尚未加入富国俱乐部的人挤进来，而不是把原有的俱乐部成员挤出去。只有到了资源环境恶化到非得把某个原有成员挤出去，否则其他人就富不了的地步，原有成员之间的冲突才会激化这时，也许文化差异、种族差异都会变成重要的选择标准。于是，日本可能会首先受到排挤。

    因此，正如亨廷顿教授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是主要的。西方在对付非西方时会采取一致行动。

    三、非西方国家的反应

    亨廷顿教授认为如今，同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处于异乎寻常的力量的顶峰。它的超级大国对手从地图上消失了。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由于苏联的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唯一军事超级大国，这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地理隔绝的区域内的单一军事超强，但出现其压倒性军事力量能够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唯一军事超强则是第一次。这对全人类意味着什么究竟是灾难的前兆还是福音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任何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于世界新特征的清醒认识上。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这一巨大变化恐非福音。苏联集团的消失，使得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可能性。在1992年雅加达不结盟运动第十次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过去我们有倒向另一边指倒向苏联集团的选择自由，现在我们没有这种选择自由了，我们新的选择自由是要么屈服，要么对抗。”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下，非西方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呢

    亨廷顿教授认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