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新课本到我手上没几天，便皱里皱巴，缺角少边，邋遢得像拖鼻涕的娃儿，难看死了。但此种不良习性带来的好处是，我从来没把书当成啥神圣的玩意儿，没把写了本把书的人就当成什么大师。吊耳郎当，待遇极低，各类书堆得房间、床上、沙发、卫生间比比皆是，凌乱，无序，污七八糟，能够信手拈来最好。随意一读，随意一放，甚至情绪恶劣时它便做了优秀的出气筒，哪怕踢了它一脚，也从未反抗和不满，默默承受。我想在这一点上，书籍才算潜藏了几分伟大的、中国老庄智慧的影子。

    我没有对书不恭敬的意思。不过我认为写书就是种职业而已，如果你写得让人快乐或悲伤，心生敬意，只能说明你把职业做到了比较出色。至于读书，是成长、成熟的必须。在学校里，不读书，你能有权选择其他吗后来毕业、工作，你愿意不愿意读，那已是你的个人行为，基本没人逼迫，即使你读了几千几万本，也别奢望别人为此支付报酬。你愿意，你喜欢，并且，你习惯，这才是真没办法的事。所以，在那时候，读书人似乎应该换个名称，叫书痴，书疯，或者书毒携带者。

    不得不承认，我已经流落在书的陷阱多年。书是故乡，故乡是枷锁。如果摆脱不了书这个枷锁，又不能选择或干好其他，被这枷锁套着，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而况，日日被它枷着，正如日日在婚姻生活里琐碎、鸡毛蒜皮、油盐酱醋被动性适应的终极结果，与主动追求或者青梅竹马的爱情好像没多少区别。我适应了，真的，临睡前，有时候是凌晨1点，倘若没有被书“枷”一下脑神经，连做梦也难以踏实。个中道理大约等于“因伤成疤”，由于不够雅观，难免以手搔之，愈搔愈痒，愈痒愈搔，搔来搔去，疤痕愈大，反倒产生面积愈大的，至死迷它了。

    但是，别急，书籍虽然永远在教育和指导下一代人，在现时代却不免被不断打入冷宫。读书人越来越少是一方面，写书人的不自重则是更主要的原因。在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以及一大批吃古籍饭的写作者看来，书是种可以急功近利的东西。不管是遵循畅销模式运作的，还是使劲恶搞、煽泪、煽情的，他们都坚持一个自认为的真理，即，含“金”量远远重要于写作本身。于是软绵绵的腹泻或者硬梆梆的胡扯利市大好。在它们面前，我怎么能够随便就肝肠寸断，产生久违的、伤情悲恸的

    在现实主义的选择面前，腰封渐渐泛滥，穿金戴银的，花头自然越来越多，完全摆出了“我是我的广告牌”的姿态。许多书友经历了各本书从腰封上开始的商业骗局，它们别苗头、抢眼球，恨不得把所有好话都挤进那狭窄地带。对铁杆书迷来说，书不好看不要紧，但被人欺骗的感觉却尤其糟糕；一次被忽悠不要紧，但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忽悠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嗜书者的难堪自不待言，但也别指望卡在铜钱眼里的写书人就此觉悟，从此照顾嗜书者的一点私好。同时，嗜书者也千万别“良心发现”，花费几文铜钞子照顾他们的面子。

    追忆逝水年华第七部中，普鲁斯特做了一个犀利的小注“像我的肉身一样，我的著作最终有一天会死去。然而，对待死亡唯有逆来顺受。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十年后与世长辞，我们的作品百年后寿终正寝，万寿无疆对人和作品都是不可能的。”是的，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很多事物遂为渺小。给狂妄自大的人们小小的教训，变得稍稍清醒，睁着眼睛不说梦话、胡话，这是我需要感谢普氏和世间有普氏风格的书的唯一原因。

    想看书来

    字缝里看人

    看作家，不如先看他的字。文如其人，这话似乎还没衰到过气。心里的恨，苦，笑，悲，通常就铺陈在字缝里，有的朱门尽敞，大马金刀式的做派，嬉笑怒骂，不掺假，不世故，读者观之，有鲁提辖倒拔杨柳、向泼皮兜头泼粪、数拳打杀镇关西的痛快。写这类文字的，如你所知，男性居多，尤要性格豪爽，像东坡，韩愈，陆游，闻一多。有的则小扉半开，扭扭捏捏的，读者要化做孙悟空的虫子，方能略窥一二。女性中的李清照，狄金森，阿赫玛托娃，皆是。

    但是，也不全然。苏大胡子另一面却是柔肠寸断，悱恻缠绵，悼亡妻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掩不尽的泪水滴到今天，把一帮子婉约派比下去了。辛弃疾亦然，“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新明快，颇有闲气。而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又哪里输得须眉半分这证明人是复杂的，此一时彼一时也，心境不同，风格异变也很正常。

    文字里的两面派，倒不至于害人，最可怕的是文品与人品的极度割裂。

    就像唐朝宋之问，诗才尚可，文辞华靡，生活中却是不折不扣的小人、马屁精。他曾谄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和太平公主；他还剽窃外甥刘希夷的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甚至为了灭口还将外甥置于死地。倘若史册中没有关于他人品的记载，后人读到他的“鬓发俄成素，丹心已作灰”，“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不抹几次鼻涕才怪哩。还有明末文人阮大铖，为人卑劣，写的传奇燕子笺，文笔却“灵妙无比”。凶险着呢，说不定美丽之下便是陷阱。原来，文字于某些人格缺陷者，实在不过是块布。可是现实中，谁“给我一双慧眼”呢得等时间打回他的妖魔原形吧。

    大多数人的文字，我敢肯定，不免沾染了些虚构做作的成分，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要避嫌，甚至可能粉饰真相，有人好夸张，有人好卖弄。玩假的，虚的，总来不得理直气壮，永远合情合理，读者若真钻进去了，“狐狸”尾毛还是能揪住一把的。

    撬开一些大师的文字之门，真是好玩，我们用眼睛的摄像机捕捉住了他们，虽然捕捉的也许只是人生的断章残简。鲁迅的文字如古青铜器，张爱玲的文字如雕花栏杆，沈从文的文字如明月流水，川端康成的文字如青花素瓷，梭罗的文字如沙沉湖底。那么品文字，岂止是品人，更是品别样风景了。卞之琳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此语深意大焉，读者看鲁看张看川端，焉知他们不在用文字看读者几十几百年了，风清月朗，活下来的文字都有了灵性，而况，哪些梦是他们的，哪些又算读者的，弗洛依德怕也拎不清了。

    在字缝里看人，常有意外收获。在当代男作家中，青岛吴克诚和岭南沈胜衣特有趣，吴克诚写了数苍凉药香如蝶烟花，温媚流转，沈胜衣恰如其名，一袭蝶衣舞，有柳七遗风。他们是扎在女人堆里的男人，或者男人堆里的女人，在哪里都算异类，因而颇得异性读者青睐。

    有一些前卫女作者，一改“淑女”形象，文字另类得半人半妖，又半干不湿的，好像腹泻没痊愈，却深得喜欢猎奇的读者吹捧。但我不敢恭维。这有外国女作家安纳宁、项美丽为证。她们知书达理恪守妇道知白守黑，但从不把女人的美丽漂亮和文字的粗野掺在一块练。此中原因，钱钟书分析得精辟爱漂亮的男子都模仿女气，逼得时髦的女子只好另出新裁，带着妖气。信然

    我想，作为读者，在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面前，还是保持理智、清醒的鉴赏眼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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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桥风雅

    董桥是什么做的读多了他，大致能明白一二一掬水做的，一瓣花做的，一方竹篱做的，一块小巷青石做的，精致而又散淡，随意而又严谨，捎带几分风雅。一句话，绝对不是供大快朵颐的粉蒸肉做的。因而读董桥，适宜在乡间辛劳锄地后的间隙，在自家打扫得红尘无扰的书房，在清晨或暮晚的都市公园。

    闲心的董桥，不是没有愤怒，只是他更愿意将愤怒酿为一杯可堪回味的米酒，因此愤怒也显得温情脉脉、余韵绵长。从前读他文字是肉做的，我曾窥探到了一位作家对文字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行之于文，首先便是对四方招摇、毫无愧色的“字虱”的批评，比如“张三闹穷，故此要向李四借钱”。他认为“故此”应改为“因此”或甚至都不用“故”与“也”；“他自小便聪明过人”、“那个女孩长大便更美了”，他认为“便字前头配大配小都不雅，中外皆忌讳。”不用最好一说便俗；针对明报的评说“这一连串的惨剧突显了香港的老人问题，特别是独居老人缺乏照顾的问题是如何严重”，他认为“缺乏照顾”这个说法小有语病，建议改为“乏人照顾”或者“对独居老人尤其照顾不周”当比较妥善人怕老，文怕嫩。这些小品，少了杂文的枪炮架势，沾了些许人间烟火味，亲切，平和，质朴，其微言大义，化木为林，却道出了语文的讲究之道。

    董桥对文字的敬意，还体现在努力修炼自身的学养、情趣、见识。复杂的生活并未使他道貌岸然。他习惯娓娓道来，文字却经历了入微的琢磨。“竹雕笔简辩证法”，“宝玉打搅，黛玉劳神”，“鸨母高呼见客啦”“美女答曰哪里哪里”“第四页有三十七个错字”，单是我信手拈来的几个题目，俗也俗矣，雅也雅矣，原本世间俗与雅端的难分难解，俗到雅处，便算至境，雅到俗处，必生奇趣。

    并不需要每个作家都去铁肩担道义，治国平天下，事实上也不可能。“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滴水反映大海”，“随手拈草叶，作剑可杀人”这是做事情的乃至人生的至境。在一个容忍文化多元的现世中国，倘若能理性地看待董桥现象，那么清风白水的智慧，芭蕉月下的雅玩，仍不失为大，就像我们欣赏够了陆游雄文，壮怀激烈，不免想找找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晒着日头跷着二郎腿把玩一番。

    董桥说“写文章不顾词性会白费笔墨，等于在黑暗中向人抛媚眼。”对于媚眼生波风雅无边的技巧，想必董桥是深知个中三昧的。很绅士的董桥，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文字，调捏得赏心悦目。流光容易把人抛，所以我愿意读不是肉做的董桥，读出阳光月光味，瘦瘦的野狐禅味，从而在现实的困顿中安顿心灵，找到人性美丽的禅机。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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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味与够味

    从字面上来讲，“旧味”没有多么玄，不过是某些被消费掉了流逝掉了的味道。但我们通常称某个人，尤其是古代文化人，说他“够味”，意思是他身上有股子特别的“旧味”，古色古香的，吸引人，拉扯人，使人觉得其言行实在难以复制。这类人其实是 “个性”人，他的故事往后流传，读者和听者也是加工者，他就变成了“旧味”的代表，受人推崇，并被当作下一时代或很久以后的一种人生标尺。

    上世纪十年代，钱钟书盛名如日中天，从天上掉馅饼的事举不胜举，可他却一概视为草芥。记者采访，他回避；为他录像，他谢绝。至于这个会那个会的邀请，他也从不给面子。其妙论是“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花些不明不白的钱，何苦”他有一本牛津大辞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为此，牛津大学以重金求购欲永久珍藏，可他不为所动。还说“我姓了一辈子钱，还迷钱吗”对此，时人诟病他“狂”，他回击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何为狷耿介之谓也。

    耿介应该算“旧味”之一。在一位学问够深、欲望不大而又梗着脖子的人面前，好像社会的俗恶势力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即使暴力，摧残的也仅仅是肉体，他的心灵依旧耿介；除非灭掉他，但他的行迹既成事实，占据了一块意义空间，永远灭不掉。

    不过十来年时间，不仅“耿介”已成稀缺资源，包括宽容、淡泊、专心亦难觅踪影。不仅专家教授不敢如此不肯如此，升斗小民亦然。有旧味的女人越来越少，男人也基本丧失或部分丧失作为男人的精髓了。

    但是做人和做学问的标尺仍矗立在那里，类似于生活的“窄门”。孔孟是，庄子是，三国水浒虽然不是“人”，也一样被“人”化成了“门”。你睁大眼睛看看，许多许多所谓“学人”、准“学人”、伪“学人”，前赴后继，正在一窝蜂地做“穿门而过”这件事。做得好与不好姑且不论，但他们做了，胆子够大。

    但够不够味呢答案很肯定，不够。因为他们的“前行”态势缺了一种使自己扎实下来的东西。旧，是一种时间浸泡后的味道。他们沉淀得还不足，有点像武功中的速成派，架势挺大，挺顺，忙于四处签名售书，八方演讲赚钱，看客看得眼花缭乱，似乎精彩绝伦，真相却不一定如此。举个与之相左的例子，毛边书，被成千上万人、几十几百年翻来翻去